爆竹声中，世界走进2009年。年度节庆笼罩在世界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愁云惨雾之中，但以欢乐之心辞旧迎新仍是主基调。纵使危机中受灾最重、国家破产、全民遭殃的冰岛，也依靠中国爆竹出口厂商的慷慨赊欠，以冰岛人最为酷爱的、遍及全国的大型烟花表演度过了节日之夜，足见人类坚强乐观的本色。

不过，站在新一年的门槛上，就必须面对现实，抚今追昔。两年前河清海晏、经济繁盛，我们在新年之际写过“盛世危言”，那时，“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今回首恍如隔世，当前已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时世艰难之时，最难得的莫过于洞见自己能够掌握的危中之机。

获得洞见必须理解危机之由。我们面对的这场金融灾难，虽始于华尔街，延至欧洲日本，波及新兴世界，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别人的危机”“外部的危机”，而是一场全球金融体系的危机，覆巢之下难有完卵。从根本上说，危机之由在于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主导体系为支撑，美国通过过度负债的模式维持投资和高消费，通过长时间扩张性货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给自己和世界经济都带来了长达20余年的繁荣和稳定;同时，通过美元发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膨胀式发展，在全世界金融体系中酿成了巨大的泡沫。次贷和CDO等衍生工具只是泡沫破裂的导火索。在历时年余、华尔街倾覆、全球金融市场陷入危机、世界经济广受其害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一场泡沫破裂的后果竟如此严重，只能用“全球金融海啸”这样的字眼来表述才略显妥帖。

可能直到最近数周，目睹冰冷的现实，“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这样的结论才成为共识。在这个世界上，大规模顺差经济体和大规模逆差经济体，过度消费的美国和高储蓄-投资-出口支撑下的中国，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双重失衡的局面曾经以互补的方式，形成阶段性稳态，但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稳定不可能持久。

在尽享过去30年对外开放环境中的快速成长之后，中国经济一方面深具对外依赖性，一方面也因自身粗放式、投入型发展的模式而伤痕累累，弊端丛生。两年前，我们逢盛世而发危言，表达过对于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的极度不安，认为其“折射的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本质，而过剩出现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失衡”，担心金融泡沫的狂欢之后，“乐极生悲”的局面终将出现。现在仅是不幸而言中。不过，外部环境急剧恶化，使中国本来就存在的经济困局迅速加深，使本来有可能主动进行的调整转为难堪的被动应对，使本来可以承受的波动演变为难以承受的痛楚。现实的悲情如此之甚，为我们和多数观察家始料未及，也使人痛心之至。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真实而又残酷，其中的许多教训是属于所有人的。但因为危机带来的痛苦过于强烈，政府充当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责无旁贷，人们极易将关注点集中于政府应当和即将出台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危局，减轻痛楚。不过，只要认清危机之由，就应当明白，无论在经济的全局范畴还是局部领域，“镇痛片效应”的政府对策其实与经济趋势无关，于创造与寻求商机无益，而且，过多服用“镇痛片”，对寻求经济再平衡的根本目标可能是有害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和业界都必须明辨短期和长期之别，所谓“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而机会只能存在于治本的努力之中。

对于政府决策者而言，须当承认中国的危中之机，就在于尽快地、坚决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靠出口支撑的投入型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本世纪以来，增长方式转型早已成为明确的执政目标，“又好又快”更写入执政党十七大报告。不过，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型始终未能实现。在经济形势较好时推动转型，震荡较小，痛苦较轻，但又因压力不足动作不大;在经济遇到困难时推动转型压力加大，却又因担心过于痛苦而延迟转型。甚至在世界经济步入衰退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饱尝出口依赖之苦，保持旧模式的冲动仍在继续。决策者须当辨识，在全球经济失衡酿成的这场危机面前，经济转型已经成为走出困局的惟一机会和选择，中国已经为这一步走得过于迟缓付出了代价，如果不主动转型，未来的被动转型只能更加痛苦，难以承受，再不可存有侥幸心理。

对于企业决策者而言，须当看到发展的危中之机，就存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危局中的企业图存求强不可能靠政策恩惠，而经济下行区间更易积聚未来发展势能。在当前，保增长的口号，资产价格滑落的压力，减少眼前痛苦的诉求，都可能成为依惯性而生存的理由。不过，经济起落、优胜劣汰方是发展铁律，只有勇于迎接未来才能获得发展机遇。结论其实很清晰，中国再平衡既是趋势也有赖业界着力;产业升级、服务业创新、内需市场成长——抓住再平衡另一端的机会，远比无谓的“救市”期待更有意义。2009年，可能不会有往昔那么多显而易见、让人激动兴奋的致富良机，播撒走向未来的种子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努力。